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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佳作] 我的父亲与黄炎培

匿名  发表于 2017-7-31 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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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6日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华诞。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抱着教育救国的宏愿,在上海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首开近现代职业教育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引领者。

        5月5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向大会发来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对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致以热烈祝贺。指出中华职教社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致力于改革传统教育,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投身民族救亡,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追求民主进步的爱国社团。新中国成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关心支持职业教育人士,为发展职业教育,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在长期发展进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做了大量服务社会工作,谱写了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的光辉篇章。

        看到媒体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百年华诞的报导,不由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生前曾参加过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黄炎培手下工作多年,现在我家还珍藏着60多年前中华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杨卫玉、张翼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给我父亲的亲笔信。看到这些发黄的信笺上苍劲有力的墨宝,就想起我父亲生前时常为我们讲述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追随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历尽艰难,创办各种难民职业学校、难民工厂、抗战团体及慈善机构的动人故事。常用这些革命前辈高尚的道德品质教育我们,要我们学习他们高尚的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父亲便慕名前去求职,经黄炎培亲自面试后,被录取为总社干事(杨卫玉为总干事),吸收为乙级社员。(甲级社员为捐资助学的工商界人士,乙级社员为教职员工。)使我父亲有幸能在总社一些著名的教育界前辈和爱国民主人士身边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中华职教社“全心赴国难”,把抗日救亡作为一些工作的核心,把救亡图存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手摇任务。黄炎培带领员工和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办报刊、发传单、宣传爱国主义。1937年,日军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公然挑起战争。紧接着又在上海对我国驻军发动突然进攻,发动了“八·一三”上海事变。上海军民奋起抵抗,黄炎培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捐款捐物,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支持淞沪会战。

        上海沦陷后,黄炎培带领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向大后方迁徙,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开始了漫漫8年的流亡办学生涯。我父亲一直跟随总社行动。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黄炎培的领导下,曾在湖北武汉、湖南辰溪浦市先后成立了“江苏青年抗战服务团”、“江苏失学青年工读团”、“江苏失学青年救济委员会”、“江浙中学”等抗战团体和教育机构。解决江苏、浙江两省难民的就业就学问题,实行黄炎培倡导的教育救国方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此期间,我父亲受黄炎培委派,负责兴建校舍,筹办学校等总务工作。因他当时才30岁左右、年轻力壮、工作负责,很受黄炎培及总部的信任。

        据我父亲说,有一次他送报告给黄炎培批复,黄炎培指着报告上我父亲的名字对我父亲及办公室的冷遹等几位领导说:“戴福林这名字是不差,可现在国难当头,有何福可言?年轻人要以收复祖国领土为己任。我认为将福林改成同音的復嶺为好”,并当场用毛笔字写了“收復嶺土”几字,大家都齐声称赞,说这名字改得好,很有意义,我父亲也欣然接受。从此以后,我父亲的名字便由福林改为復嶺。直到解放后,我父亲才将名字还原。

        1945年,抗战胜利,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的难民学校、慈善机构及抗战团体完成了历史使命,全部停办解散。黄炎培、冷遹等爱国民主人士忙于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呼吁停止内战,斡旋国共合作,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

        当时我父亲因为带着逃难的全家及众多乡亲,我三位伯父在难民工厂上班,为汉阳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的包装箱。二位堂兄在工读团读书。我哥哥姐姐都生子于湖南,年龄尚小,我母亲还怀着我,工厂和学校解散后,我父亲只能处理完学校的一些善后事宜后,带着大家一道回乡。

         回到家乡后,因我们家没有土地,我父母也未种过田,我父亲只能经黄炎培介绍,到当时的江苏国民政府在镇江(当时的省府)开办的战后干部集训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溧阳任建设科长,军事科长警察局长等职。直到溧阳解放前夕,他辞职回到家乡金坛。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黄炎培打破“不从政,不做官”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任中央人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当我父亲得知黄炎培到了北京之后,他当时正闲赋在家,便写信向老领导求助,希望能到北京找一份工作谋生。黄老当时正被任命多项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且刚上任,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他的工作可谓日理万机、千头万绪,非常繁忙。可他收到我父亲的信后,对我父亲这样一个曾经的下属职员、一个晚辈(当时黄老已70高龄,我父亲才37岁)一介平民,仍在百忙中几次抽空给予亲笔回信。信中还客气地称比他小30多岁的我父亲为“復嶺兄”。凭他当时的职位,要介绍一个普通的工作可谓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他却坚持党和国家组织原则,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我父亲婉转的表示“暂难效力”。只能将我父亲求职的“来函已交人事处登记”,由组织按政策统一安排。

         从他的几封来信(有的是和原中华职教社总干事,当时的轻工业部副部长杨卫玉共同署名),在字里行间显示了他们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一个慈祥谦和、德高望重、清正廉洁、不循私情、坚持原则的老革命前辈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

我父亲于1950年由他的另一位朋友,曾任上海县人大副主席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张翼介绍,参加了上海合作总社的组建工作。

        黄炎培的一生为祖国的统一、和平、民主及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本文作者江苏戴氏宗亲会秘书长戴裕生(本文原载于常州《中吴》杂志2017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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